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辉煌-破产-蝶变商业中心 云南电视机厂沉浮启示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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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,在昆明东风东路北侧,曾被昆明市民形象地称为“大电视”的生产车间经过装修后外表焕然一新。红砖立面替换了原来的水洗石和瓷砖墙面,建筑内外采用“新德式包豪斯风格”进行了改造。产权持有者给了它新的名字和新的定位——“C86山茶坊”“LOFT商业中心”。

曾经的车间外立面像大电视

对于居住在“大电视”建筑背后,原云南电视机厂职工宿舍区里的退休工人和下岗职工来说,“大电视”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远,很多职工的命运并未能如“大电视”一样重获新生。种种困境让很多人的生活随企业的破产而黯然失色。老楼,见证了太多人的辉煌与失落。

老楼之变

厂房如今已改造成商业中心

下岗职工全顺智说:“这栋厂房以前是东风东路上的一枝花,是我们厂的象征,它是企业辉煌时期的见证。”但下岗职工刘振华则说:“这栋楼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,相比那些早逝的同事,我能活到退休已是幸运,对它的感情已经很淡。”

东风东路北侧,原云南电视机厂生产车间迎来了新生。它的产权在企业破产搁置10余年后,才经司法拍卖有了新主人。从去年起,这里开始改造,最终它将成为名叫“C86山茶坊”的商业中心。

昆明市民之所以称这些建筑为“大电视”,是因为云南电视机厂A栋车间朝南面的外立面由许多镜面玻璃装饰,职工们看它就像电视机显像管。而从远处看,生产车间西面墙体上附着的混凝土线条,把整个大楼修饰得如同一台老式电视机外形的一半。

在原云南电视机厂的一份宣传资料中,企业共有ABCD四栋生产车间和办公楼。经过改造,原来主要的生产车间A栋和B栋已融为一体,两栋楼之间的天井上方已经安装了玻璃穹顶,内部加装了自动扶梯。C栋正在改造,D栋成了立体停车场。

原先AB两栋生产车间内部一些特点得以保留,例如用玻璃条镶嵌到水磨石中,制造出类似地板砖效果的地面经过打扫后依旧光洁如新。车间主体结构在改造中未有大改动,在水磨石中镶嵌有钢筋的楼梯也没有变。

正如原电视机厂职工全顺智所说,改造后,这里已经没有了“大电视”的痕迹。车间内早已没有了电视机生产线,原来能装载一辆小汽车的大型电梯也消失了。A栋外立面像电视机显像管、像电视机形状的混凝土线条和玻璃已经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红砖和新式玻璃窗。

目前,一家保险公司已进驻原AB两栋生产车间的4楼和5楼,一家培训学校和健身房进驻了3楼。

虽然“C86山茶坊”的营销场所内还摆放着两台山茶牌电视机,但在楼里上班的人们大多说不清建筑原先哪里像一个大电视,他们不关心这栋楼的前身。

曾经的“大电视”  厂房旁的家属区

曾经见证“大电视”拔地而起、见证老楼里创造出多个云南“第一”、与企业一同辉煌、一同失落的人们,就住在老楼的背后。他们与老楼的距离亲近到连一墙之隔都没有。

不过就在9月中旬,原电视机厂的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们正在讨论,要不要在“C86山茶坊”和家属区之间建一道围墙。

主张建围墙的人认为,“大电视”已经变成“C86山茶坊”,家属区现在成了开放式社区,他们担心人多起来后对家属区的治安构成威胁。

下岗职工刘振华并不支持大多数人的意见。他认为,即便加一道围墙,由退休老人看守的大门也很难防住坏人。“不建围墙能方便大家出入,人流量多了还能做些小生意。”

光荣记忆

下岗职工马永琴回忆:“当时人们的思想追求不以金钱为目标,职工们都有免费医疗、廉价房租,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,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,能进入“大电视”工作是人们羡慕的对象。

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金子强谈起对云南电视机厂的印象时说:“那是很多大学生都想去的单位,能分进去的都是优秀人才。”

曾经的调试线上一片忙碌

曾任该厂副总工程师、技术部部长的罗江,198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该厂,他回忆:“刚进厂时的收入比分到烟厂的同学都高。”

“我们厂总工程师的收入比当时的大学教授还高,有的工程师1988年一个月的工资都是四五百元,好几个工程师的对象都是大学老师。”全顺智说,即便是普通工人,也是其他企事业单位人员羡慕的对象。当时工作的地方没有烟尘、没有风吹雨打,都是穿着白大褂在流水线上装配电视机。

云南电视机厂的前身诞生于1968年12月26日。据《云南省志电子工业志》记载,该厂最初的名称是“东方红像章厂”,为省革委会直属单位,生产毛泽东像章、塑像和彩色立体像。建厂初期工人平均年龄22岁,人才荟萃,大多数人能歌善舞,画家张建中、蒋高仪也在其中。

1970年3月,该厂转变经营方向并更名为云南广播器材二厂,为普及农村广播网而生产陶瓷喇叭,同年试制出第一台山茶牌黑白电视机。

1975年9月,该厂划归云南省电子工业局管理,更名云南电视机厂。不过生产像章的业务并未因企业转型而放弃,云南省各类运动会的奖章多出自于该厂。

全顺智1970年中学毕业后分配至该厂,在生产像章、陶瓷喇叭和生产电视机的岗位都干过。他回忆,上世纪70年代,电视机年产量一两千台,一台售价一千多元,生产成本远超售价。那时是计划经济体制,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,销售也不用厂里操心,电视机大多出现在企事业单位会议室或工人俱乐部。

电视机厂迎来辉煌,从1981年开始。这一年,厂里第一条电视机生产线建成,当年扭转了长达十余年的亏损,盈利29.1万元。

1982年,厂里贷款236万元建起电视机装配大楼和年产10万台黑白电视机的生产线。

对于普通职工而言,当时不仅会收到厂里所发放的各类福利品,厂里的医务室为职工看病也是免费的,对家属则只收半价。更有优越感的是,职工的住宅条件优于昆明市区很多企业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厂里就建成编号为“8栋”的职工宿舍。当时昆明市区内众多企事业单位职工还在筒子楼里办公和生活、使用公共厕所时,这栋宿舍楼的设计标准高至每家都有双阳台、带独立卫生间,每户都是面积70余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套房。

1983年,因拆迁旧仓库,装有亚硝酸钠的袋子被转移至球场堆放。几名儿童误食散落在地上的亚硝酸钠,其中刘振华2岁的孩子中毒身亡。刘记得,当时厂里向他赔偿了1200元,并改善了他的住房条件,领导安慰他“以后有困难厂里会照顾你”。之后他从生产车间调至电视维修的岗位。

五朵金花

1989年,该厂成为国家二级企业,1988年至1994年,该厂跨入全国电子百家企业行列。整个上世纪80年代,山茶电视机和当时的春花自行车、兰花冰箱、白玫洗衣机、茶花汽车被喻为云南工业的“五朵金花”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先富裕起来的人开始购买电视机,电视机厂产品销量逐年增加。

全顺智回忆,在购买电视机需要票券的时期,厂里每年给每位职工发放两张购买电视机的票。当时电视机是紧缺物资,又是财富的标志,有些职工会把票券拿到外面私下出售,“一张购买电视机的票券能卖到六七百元。”

山茶牌电视机

1984年,企业从日本JVC公司引进彩电生产设备。山茶牌电视机一路高歌猛进,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,还远销东南亚和东欧国家。

曾任云南电视机厂宣传干事的一名女干部回忆,山茶牌电视机之所以能担当云南工业的“五朵金花”之一,是靠质量赢得消费者的。上世纪80年代大理下关曾出现过一次电压异常事故,一瞬间民用电路电压高达380伏,不少其他品牌的电视机损坏,唯独山茶牌电视机完好无损。电视机主人将感谢信寄到厂里,她立即赶赴大理采访,此篇文章曾刊发在《云南日报》上。另外一位居民家中失火,屋里的山茶牌电视机在已被烘烤至部分塑料壳熔化变形后,居然还能放出影音。消息传回云南电视机厂,厂里用新电视机对其置换,并将这台电视作为产品质量过硬的标本收藏起来。

1981年至1996年,该厂彩色电视机累计产量超过150万台,销售总额20.4亿元,其中从1991年开始年销售额已超过2亿元,位居昆明地区上缴利税十大企业之一。

被称为“大电视”的生产大楼,于上世纪90年代初竣工。罗江回忆,这栋大楼并不是以电视机形状而设计的,而是先确定了选用的流水线,再设计与之配套的厂房。不过,建成后几乎每个职工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电视机的形象,这栋厂房也成为了企业的标志性建筑。

但厂房建成不久,企业就开始出现危机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随着长虹、康佳等省外电视机品牌的崛起,山茶牌电视机主宰云南市场的局面受到挑战。价格大战随之而来,导致山茶牌电视机被迫降价,以至于每生产一台只有20元不到的利润。

为了巩固市场和扩大生产,企业开始贷款。但面对市场竞争,电视机出现滞销局面后导致资金回收慢。资金链的紧缺又让企业没赶上电视机更新换代的浪潮,自此云南电视机厂出现亏损,并开始走下坡路。

一些职工发现,到大医院看病的费用,总会被拖上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报销。

破产之后

“我不仅是开车床的,还要搬运氧气瓶、修水管和电视机。干的活不少,但拿的钱最少。”刘振华因福利待遇不公曾找领导反映,对方回复他“老板不是做善事的,不听话的随时可以走人。”

企业开始改革,先是在部门之间分流人员,之后开始放假。

刘振华回忆:“最初放半个月,时间到了回厂里一看还是不能开工,就接着放假。”

同时,企业也在寻求转型,长虹及浙江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等企业都曾有合作意愿,但最终都没成功。罗江也曾向厂领导提出,趁当时的经开区地价便宜,应在城郊另建新厂,老厂设施另作他用,但未被采纳。

1998年,云南电视机厂被南京一家被誉为“电子工业界黑马”的大型国企兼并,改名为“云南宣创电子有限公司”,开始生产电脑显示器。但令所有职工失望的是,南京这家国企又引入了一个民营企业参股管理该厂。在仅投入设备和少量资金的情况下,兼并企业还利用原云南电视机厂的固定资产进行贷款。职工们认为,在榨干了工厂的“最后一滴血”后,2002年春节过后,民营企业派驻的负责人便不见踪影了。接着是工人们连续11个月无法拿到工资,工厂就这样被整垮了。这一年,以兰花冰箱破产为标志,云南工业“五朵金花”全部退出市场。

2003年,“云南宣创电子有限公司”参照国有企业破产政策实施破产。对于职工的安置只有两种办法,对距离退休年龄5年之内的300多名职工,办理退休手续。对余下的500多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,自谋出路,以昆明地区2002年度职工平均月工资的标准买断工龄作为补偿。

企业破产那年,刘振华51岁,工龄36年,以买断一年工龄1450元为标准,他拿到五万余元补偿。下岗后,他曾试图卖过保险,但因不善推销而再次失业。他学炒股,买断工龄的钱被赔了不少。此后,他因为有开车床的经验,经熟人介绍进入一家制药厂,但始终觉得自己是“三等公民”。

因为企业正式职工拿着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,厂里的农民工每月也有一千六百多元的收入。“但别人觉得我是下岗老头子,是来这里混口饭的,每月只给我600元!”刘振华说,由于岁数大又没太强的专业技术,担心再难找到工作的他只得接受。

最终,在一次与上司的争吵中,上司说出了让他“滚”的话。

当然,下岗职工中也有人的路越走越好,例如罗江。下岗后罗江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同到公司应聘,从普通员工做起,现已成为一家央企云南分公司的总经理。他回忆,企业破产时他也很忐忑,30多岁出去能够干什么?但后来发现天地广阔,只要找准定位,会看市场需求,勤于学习和工作,是有出路的。

下岗职工们曾聚在一起讨论,当年那台烤坏了塑料壳体还能播放的电视机到底去哪了?全顺智在人群中平静地说:“曾经放在仓库里,但它作为国有资产已经移交给接收的公司。别人不像我们一样知道它的价值,或许早就被处理了。”

(为尊重当事人意愿,刘振华、罗江为化名)

评论:时代大变革中唯有能力不会贬值

改造升级后的老厂房

9月,在昆明东风东路北侧,曾被昆明市民形象地称为“大电视”的生产车间经过装修后外表焕然一新,产权持有者给了它新的名字和定位——“C86山茶坊”“LOFT商业中心”。对于居住在“大电视”建筑背后,原云南电视机厂职工宿舍区里的退休工人和下岗职工来说,“大电视”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远,很多职工的命运并未能如“大电视”一样重获新生。种种困境让很多人的生活随企业的破产黯然失色。老楼,见证了太多人的辉煌与失落。

1998年,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组以下岗再就业为题材的公益广告,刘欢演唱的《从头再来》,就是为配合这一公益宣传活动而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的前四句是:昨天所有的荣誉,已变成遥远的回忆;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,今夜重又走进风雨。简单的旋律,近乎白描的歌词,以一种质朴的力量,激发无数人的共鸣,也真实再现了那一特定时代背景。至今想来,仍令人五味杂陈。

云南电视机厂的前世今生,就是一个从“昨天荣誉”到“今夜风雨”的过程。诞生于1968年的云南电视机厂,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迎来辉煌。彼时,改革开放刚开始没几年,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,电视机作为当时稀缺的精神文化领域的载体,处于强劲的卖方市场。站在这样的节点上,云南电视机厂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:跻身云南工业“五朵金花”之一,创造出多个云南“第一”,跨入全国电子百家企业行列……当时,人们还没有太多的个人发展选项,企业的繁荣也就意味着职工的幸福感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,更准确地说,当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,由于市场饱和以及竞争加剧等内外部诸多因素,云南电视机厂开始步入下行期,和当时许多国有企业一样,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努力后,终于力不从心,开始对职工进行分流、下岗,直至进入破产兼并程序。繁华落尽,满地苍凉,对于高度依存性的国企职工而言,企业的轰然倒下,几近于瞬间吞没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光荣与梦想。很多人甚至来不及体会这个残酷的过程,就已经尝到了被抛弃的苦果。

是的,对这一代的国企职工来说,他们有着无尽的唏嘘,但从发展的眼光,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必然。置身于当时的场景,太多的人有着太多的抱怨与不舍、茫然与失落,但在今天看来,这其实只是时代前进的一时之阵痛,甚至可以说是必须跨越的关口。很难想象,如果没有那一场几乎影响到所有人的国企改革,中国经济会迎来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,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同时也要看到,这场国企改革虽然引发了部分人的下岗,让很多家庭陷入暂时的困顿,但也有很多人由此迎来新生,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,并取得他们此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巨大成功。

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,但不会永远是一条直线,而是呈螺旋式向前迈进。因而在时代变革的时间节点,就会有人落寞,有人欣喜,这很正常。历史趋势面前,个体的力量通常是弱小而无力的。但请注意,利益格局的洗牌与重建,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和更多人的幸福指数,而非拉大贫富差距。对于那些落寞者,公共财政的日渐丰盈,应当有义务建立起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,为他们排忧解难,而不是放手不管,任其浮沉。而对个人来言,也需看淡体制、职业、身份所带来的红利,因为没有什么是永远一成不变的,唯有个人能力不会过时和贬值,不会被时代的变革所淘汰。正如现已成为一家央企云南分公司总经理的前下岗职工罗江回忆,企业破产时他也很忐忑,30多岁出去能够干什么?但后来发现天地广阔,只要找准定位,看好市场需求,勤于学习和工作,是有出路的。这,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启示。(春城晚报 统筹 邓建华 程权/文 高伟/摄)